2020年，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，是全面小康社會建成之年，基層工作繁重。2020年，還是特殊的一年，上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，剛進入下半年又遭遇汛期洪水險情，基層工作也因此增添了很多預料之外的“加試題”。對基層干部而言，2020年，不僅僅是“負重前行”，更是“加重前行”，形勢越復雜，任務越艱巨，基層減負就越是迫切。
減負形勢如此迫切，減負工作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異現象。一個地處“三區三州”的未摘帽貧困縣，縣委書記、縣長一個月共計參加了71次視頻會議；某地規定以縣委、縣政府名義下發的紅頭文件不能超過100個，但在執行過程中，一些文件又會以便簽形式下發；在“技術減負”潮流下，一些地方紛紛開發自己系統內的“云平臺”，內容雷同，卻都要求打卡留痕，如此“智慧辦公”，無形中給基層工作人員增加了“云壓力”……
如此減負，其結果只能是“減了舊負，增了新負，新負不小于舊負”。減負要想減出效果，首先還是要梳理清楚，基層重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。客觀來說，基層一人多崗、一人多責現象較為普遍；沒有執法權力，卻往往背負有“屬地責任”；資金不足不說，買“醬油”的錢還往往不能“打醋”，人少事情多、權小責任大、錢少限制多，負擔自然不小。
就基層自身而言，以上這些原因，是客觀存在的，較為普遍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原因，是主觀存在的，較為個別。比如一些基層干部工作時會陷入“越干越忙”的負擔怪圈。表現之一，事情研究不夠，導致“事沒少干、罵沒少挨”；表現之二，群眾發動不足，導致“干部在干、群眾在看”。因為工作能力不足、工作方法不當，一些基層干部，花了很多時間，用了很大力氣，增加了工作負擔不說，還往往導致工作效果不盡人意。
基層重負，也不全是自身產生的，很多時候，是由上級部門轉嫁而來的。一些上級部門工作中存在官僚主義，直接誘發、催生了基層部門的形式主義作風。比如一些上級部門過于強調留痕，基層干部就會努力通過填材料、開會、錄像、拍照等方式，以實現合規性證明，甚至一些基層部門要花費一半左右的人力、物力來“自證清白”。還有一些上級部門，動輒把自己的工作主體角色變作監督主體角色，導致執行政策時，監工的多過干活的。上級部門把責任分工變成了責任甩鍋、把壓力傳導變成了壓力加碼，如此一來，基層負擔又怎能不重？
正常范疇內的基層工作，哪怕忙一點、累一點，也在可以承受范圍之內。真正的難以承受之重，是那些開不完的會議、填不完的表格、留不完的痕跡，以及接待不完的檢查考核、應對不完的形式主義、處理不了的權責不清等。要想減去這些重負，關鍵是要抓準、抓穩“牛鼻子”問題。
首先，決策時要盡可能多地引入基層意見。上級決策脫離實際越遠，基層在執行時負擔就會越重。頂層決策，不可不慎，一定要秉持既對上負責、又對下負責的工作原則，一定要堅持從群眾中來、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，一定不能做自以為領導滿意卻讓群眾失望的事。上級部門做決策時，做什么要多問問群眾的想法，怎么做要多試試群眾的方法，何時做要多聽聽群眾的意見。
其次，分工時要盡可能大地減少負面干擾。基層很多負擔，都是分工時分下去的。一些上級部門，喜歡搞角色轉移，導致干活的角色變成傳話的角色、監督的角色、問責的角色。基層減負，一定要減去這些冗余的角色，從而減少負面干擾。“二傳手”干部不能當，傳話會議、“甩鍋”會議不要開；督查檢查考核，多頭重復的要合并歸類，形式主義的要清減歸零。
最后，執行時要盡可能多地增加要素保障。基層是一線陣地，一定要保證糧草彈藥充足，也就是要保障好“人、權、錢”三大要素。在信息化時代，應該越來越多地采取扁平化結構，將更多的干部釋放出去，讓他們下沉到基層一線陣地；同時，也要培訓基層人才，挖掘鄉土人才。基層權責要清晰而統一，下壓多大責任，就該下放多大權力；同時，也要做好規范工作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。“三農”仍是短板，還要加大基層資金保障力度；同時，也要打通資金使用“腸梗阻”，讓買“醬油”的錢也可以“打醋”。
今年的基層工作，任務本來就重，“加試題”又多，上級部門對待基層減負工作，一定不能不緊不慢磨洋工，力度應當加大，靶心應該更準。要知道，做好了減法更有利于做加法，只有減去了難以承受之重，才能化基層干部的辛苦指數為老百姓的幸福指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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